四川雅安发生泥石流 有车辆人员被埋
【四川雅安发生泥石流 有车辆人员被埋】7月7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7月5日13时许,四川雅安天全县龙尾桥附近发生泥石流,有车辆和人员被埋。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政府第一时间启动了高等级应急响应机制,迅速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统筹协调各方救援力量。消防、武警、医疗等多支专业队伍携带生命探测仪、大型破拆设备等紧急赶赴现场,争分夺秒开展搜救工作。由于泥石流具有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的特点,现场堆积物厚度达数米,且伴有二次塌方风险,加之持续降雨导致救援通道泥泞不堪,这些因素都给搜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尽管如此,救援人员仍通过无人机热成像、搜救犬定位等技术手段,对可能存在生命迹象的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具体伤亡情况和财产损失需待现场清理完毕后进一步核实。雅安地区由于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地质灾害隐患点多面广,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例如,2024年7月18日,雅安市汉源县小堡藏族彝族乡团结村就曾发生泥石流灾害,规模约30万立方米,滚滚泥浆裹挟着石块冲毁部分道路,导致多间房屋受损,当地政府紧急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未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历史事件不断提醒我们,雅安地区需要持续加强地质灾害的防范和应对工作,完善监测预警体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从地理环境来看,雅安地处横断山脉东缘,地势陡峭,河谷深切,山体稳定性较差。加之年降水量超过1600毫米,且降水集中于夏季,短时强降雨频发,为泥石流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和松散物质。据四川省自然资源厅数据显示,2020-2024年,雅安共发生地质灾害127起,其中泥石流占比超过60%,是当地最主要的地质灾害类型。然而,自然条件虽是灾害的重要诱因,但人类活动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例如,2024年汉源县小堡藏族彝族乡团结村泥石流规模达30万立方米,经调查发现,当地部分区域因过度开垦、陡坡耕种等不合理人类活动,导致植被覆盖率显著下降,地表裸露,加剧了水土流失,进而提高了泥石流发生的概率。这充分表明,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通过科学规划土地利用、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严格控制开发强度等措施,可显著降低灾害风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近年来,雅安在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方面投入巨大。截至2025年,全市已建成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点1200余处,配备雨量计、位移传感器等设备,并接入四川省地质灾害实时监测系统。然而,此次天全县泥石流仍造成人员被埋,暴露出技术应用的局限性。一方面,泥石流形成机制复杂,现有监测多依赖单一指标(如降雨量),难以精准预测突发型灾害;另一方面,部分偏远地区监测设备覆盖率不足,信息传递存在延迟。此外,公众对预警信息的重视程度参差不齐,部分居民在收到转移通知后仍抱有侥幸心理,导致“预警”未能转化为“行动”。
驳论:灾害防范仅靠政府即可?个人责任不可忽视
灾害防范是系统工程,政府主导不等于个人免责。以2024年汉源县泥石流为例,灾害发生前,当地政府通过短信、广播等方式发布预警,并组织干部逐户劝导转移,但仍有个别居民因担心财产损失而拒绝撤离,最终导致伤亡。这反映出,部分群众对地质灾害的认知仍停留在“偶然事件”层面,缺乏风险意识。事实上,日本、瑞士等地质灾害频发国家,通过将防灾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定期组织社区演练,显著提升了公众的自救能力。雅安可借鉴此类经验,将防灾知识普及与应急演练常态化,让“主动避险”成为社会共识。
相关论点:灾后重建需兼顾“应急”与“长远”,避免“头痛医头”
历史经验表明,灾后重建若仅聚焦于恢复基础设施,而忽视生态修复与产业调整,可能陷入“灾害-重建-再灾害”的循环。例如,2013年雅安芦山地震后,部分重建区域因未合理规划用地,导致次生地质灾害频发。此次天全县泥石流后,重建工作需以“生态优先”为原则,对受灾区域进行地质风险评估,避免在高风险区重建居民点;同时,推动产业转型,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例如发展生态旅游、特色农业等低风险产业,从根源上降低灾害威胁。
雅安泥石流不是孤立事件,而是自然条件、人类活动与防灾能力交织的产物。防范地质灾害,既需政府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加强生态保护,也需公众提升风险意识、主动参与防灾;既需短期应急救援,更需长期规划与制度保障。唯有如此,才能将“天灾”的破坏力降至最低,守护好这片“雨城”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