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产权交易所一则债权转让公告,揭示了一场跨越五年的银企纠葛。
匿名挂牌背后的“本息倒挂”奇观
12月15日,一笔特殊的金融债权悄然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披露,披露期仅为短短五天。尽管招商主体隐晦地使用了“某银行”这一代称,但只要加比对债权金额、抵押物位置及相关法律文书,其真实身份便呼之欲出——(601169)太阳宫支行。
这笔债权不仅体量庞大,其本息结构还呈现显著失衡特征,在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场景中具有较强的典型性。根据公告披露的数据,截至基准日2025年4月21日,该笔债权总额约为22.1亿元,其中本金仅为9.9亿元,利息、罚息及复利合计达12.2亿元,另有其他费用77万元。
在金融不良资产处置领域,“利息超过本金”是一个极具杀伤力的信号,它意味着这笔债务不仅违约时间极长,而且在漫长的催收与诉讼过程中,债务人有可能完全丧失了偿付能力,致使罚息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最终形成了这种本末倒置的财务黑洞。
这笔巨债的借款人是北京泰禾嘉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泰禾嘉盈”),而站在其身后的连带责任担保人,正是曾经风光无限的泰禾集团及其掌舵人黄其森。
为了借得这笔巨款,泰禾方面当年押上了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路51号院的“泰禾”项目,包括1号楼的580套不动产和3号楼的434套不动产。
然而,时过境迁,如今银行选择将这笔债权“打包”甩卖,且转让底价均为“面议”,透露出北京银行急于出清这笔沉疴旧账的迫切心态。
五年拉锯——从法庭胜诉到执行困局
将时针拨回五年前,北京银行与泰禾集团的关系尚且维持着表面的和平,但随着2020年泰禾债务危机的全面爆发,这种脆弱的银企关系迅速破裂。
2020年8月3日,面对泰禾出现的流动性危机,北京银行太阳宫支行果断采取行动,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法院随即下达裁定,查封了北京泰禾嘉盈名下位于石景山区的多套不动产,并冻结了约10.7亿元的资产。
同年10月,银行方面正式以“公司债券交易纠纷”为由,将北京泰禾嘉盈、武汉泰禾房地产开发集团、泰禾集团及黄其森告上法庭。
这场官司打得并不轻松。2021年6月3日,一审开庭公告发布,不甘示弱的泰禾方面随即提起上诉,试图通过法律程序拖延时间。
案件一路打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直到2022年4月28日,北京高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至此,北京银行在法理上取得了完胜,手握生效判决,似乎追回欠款指日可待。
然而,在不良资产处置中,胜诉往往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2022年6月6日,北京银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标的约为10.5亿元。
随后,银行试图通过司法拍卖变现抵押物,但这条回款之路却走得异常艰难。根据司法拍卖记录,该案执行过程中的核心资产——位于北京石景山鲁谷路51号院3号楼B4塔的303套办公用途房产,于2023年6月正式启动拍卖程序。
这批房产的评估价高达12.6亿元,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起拍价经历了一路下调的尴尬旅程。2023年7月中旬,该标的首次拍卖起拍价定为8.8亿元,约为评估价的七折,但因无人出价而流拍。同年9月,二拍起拍价进一步下调至7.1亿元,相比评估价已近腰斩,依然未能成交。
到了10月的变卖阶段,尽管价格维持在7.1亿元的低位,且吸引了7692次围观,但直至12月变卖周期结束,报名人数始终显示为“0”。
这一从8.8亿降至7亿仍无人接盘的惨淡结局,击碎了银行通过拍卖快速回笼资金的希望。
从2020年立案到2023年流拍,再到2025年无奈转让债权,北京银行太阳宫支行耗费了整整五年时间,走完了诉讼、执行、拍卖的全流程,却发现手中的抵押物在地产寒冬中已难以变现。
利息涨至12亿,而资产价值却在缩水,这道无解的数学题,最终迫使银行选择了“债权转让”这条最后的退路。
北京银行的隐痛
作为债权方,北京银行此番急于甩卖22亿债权的背后,掩藏着其在向5万亿规模迈进时,日益加剧的资本焦虑与指标压力。
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北京银行总资产虽已逼近4.9万亿元,同比增速高达21.5%,但这并未带来相应的安全感。相反,激进扩表导致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路下探至8.44%,在42家上市银行中排名已跌至倒数第三。
比“面子”更紧迫的是“里子”。数据显示,北京银行的拨贷比(贷款拨备率)已降至2.53%,仅高出监管红线0.03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银行通过调节拨备来释放利润的空间已被压缩至极限,任何新增的坏账计提都可能击穿这一安全底线。
在资本硬约束与资产质量优化的双重诉求下,处置泰禾这笔22亿元的大额不良债权,对于北京银行而言,不仅是化解单笔信贷风险的战术动作,更是降低风险加权资产(RWA)、释放资本空间以支撑业务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
泰禾终局:掌门人“二进宫”与千亿废墟
如果说北京银行的困境是受害者,那么泰禾集团则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
2025年对于泰禾集团及其掌门人黄其森来说,又是一个“多事之秋”。
今年6月,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的一纸罚单,揭开了泰禾长期以来的信披黑洞。
因未按规定披露2020年至2022年期间累计达158亿元的重大诉讼,以及年报存在重大遗漏,泰禾集团被罚款600万元,黄其森个人被罚款300万元,相关高管合计被罚1740万元。
更大的事项发生在今年8月22日。泰禾集团公告证实,董事长黄其森因涉嫌违法,被辽宁省新民市监察委员会实施留置。这是继2022年之后,黄其森第二次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
随着黄其森的倒下,泰禾昔日融资神话背后的肮脏交易也被曝光。
11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披露了一起建行原高管黄曦的受贿案,虽未点名,但细节直指泰禾。
黄曦,这位在深耕32年的原机构业务部总经理,在任职期间利用手中职权,违规将泰禾纳入“特定客户名单”,干预评级,为泰禾融资大开绿灯。作为回报,她在2018年离职后迅速加入泰禾担任高管,收取了所谓的“安家费”3000万元,并约定了千万年薪。
权钱交易的终局是法律的严惩。最终,黄曦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这起典型的政商“旋转门”案件,深刻解释了为什么像泰禾这样激进扩张的民营房企,能在数年间获得天文数字般的信贷支持。
如今的泰禾集团,已是一片废墟,深陷严重的资不抵债泥潭。
财务数据显示,公司资产负债率升至113.6%,净资产彻底跌入负值区间。
而在最核心的债务端,截至2025年10月31日,泰禾及其并表公司逾期有息负债本金余额已高达698.6亿元,庞大的债务正无情吞噬着这家昔日千亿房企最后的生机。
而在经营层面,失血状态仍在持续——继2024年亏213.1亿元后,2025年前三季度泰禾集团再亏48.9亿元,盈利能力几近枯竭。
对于北京银行而言,此次挂牌转让债权,是与泰禾彻底切割的最后一步。
这笔22亿元的债权,最终谁会接盘?是专门处理不良资产的AMC,还是对石景山区物业仍有想法的产业资本?在房地产市场尚未完全回暖的当下,这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这笔债权的挂牌,那个属于“黄院长”的、依靠高杠杆撬动千亿规模的狂飙时代,已经落下了帷幕。留给市场的,只有一地鸡毛和金融机构漫长而痛苦的消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