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泰 | 战略：“安内”与“攘外”的关键抉择 - 美国中期选举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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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研究所）

中期选举是美国2026年最重要的政治主线，今年特朗普内政与外交动作的背后大多有选举考量，中期选情是观察与预测其政策动向的重要窗口。从当前民调看，共和党在参议院的优势稳固，在众议院的微弱多数难以为继。为挽回选情，特朗普政府必须直面民众在通胀、食品、能源和住房等“可负担性”议题的诉求，“宽松政策促增长、行政干预压通胀”或成为大概率组合。外交服务于内政，今年的中美关系有“非稳不可”的理由，但仍应关注美国的“技术资源民族主义”泛滥下，中美在贸易、产业和地缘议题上的分歧。

当前选情：共和党在参议院优势稳固，众议院微弱多数难以为继

参议院方面，共和党选情领先，民主党虽存在理论上获胜的路径，但翻转至少6州的难度较大，今年改选的共和党席位绝大多数位于深红州，4个重点浅红州难以撼动，基本为共和党的铁票仓；众议院方面，不管从历史规律，还是当前选情，均对共和党不利，特朗普可能动用行政命令等手段追查选民身份，干预摇摆州的选举进程。

核心变量：“生活成本”和“可负担性”议题是竞选主线

回顾2025年，美国通胀水平小幅回落，经济动能有所修复。受益于“宽松政策促增长、行政干预压通胀”的政策组合，叠加关税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美国的通胀水平基本稳定，但高物价、高利率、高税负带来“K型分化”，民众感知到的生活成本处于高位，食品、医保、住房和能源等关键民生领域的涨幅高于平均工资增速，侵蚀居民实际购买力。

展望2026年，经济民生再次成为选民最主要的投票考量。2024年拜登政府未能有效遏制高通胀，最终大选落败，特朗普当前面临类似困境，经济议题仍是选民最关注、最不满意特朗普政府的议题。民主党将“可负担性”作为主流的竞选叙事抨击共和党，共和党则将高物价、高通胀转嫁为拜登政府的责任，转而标榜美国经济增长表现优异，继续承诺会降低生活成本。

内政：如何跟踪特朗普的“价格政治”？

特朗普的“价格政治”分为六大维度：总体层面上，通胀仍需控制，利率和税费亟待压降，补贴将成强有力手段；关键领域上，重点针对食品杂货、住房和能源价格。目前特朗普已完成一系列举措，包括施压美联储降息、收紧移民福利、关税施压药企降价、豁免咖啡和牛肉的进口关税、回归传统油气能源、禁止机构投资者购买独栋住宅等，后续还可能设置信用卡利率上限、推动401K资金用于购房首付、豁免更多日用品关税等。

外交：外交服务于内政，资源与技术民族主义兴起

今年中美关系有“非稳不可”的理由。贸易关系恶化对改善美国国内通胀不利；内政优先导向下，特朗普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对华关系趋于务实；今年中美共有潜在的四次元首外交机会，高频的元首见面有利于管控分歧、扩大合作。后续需关注三个风险点：经贸领域，关税政策调整、关键矿产与稀土出口管制博弈、汇率议题和双向投资审查均可能成为摩擦触发点；产业与科技领域，关注高端芯片准入、生物医药、航空航天及关键供应链环节的限制与反制；地缘政治领域，关注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和互动。

风险提示：美国对华重启出口管制；关税加征超预期；美国国会或推动基建和经贸去中国化；地缘冲突风险超预期。

当前美国两党选举政治基本情况

中期选举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改选，每四年一次，在总统任期的中间举行。从选举流程来看，3月-9月举行党内初选，由党派选民投票产生各州代表本党的候选人，二季度开始选情逐步升温；11月3日举行两党终选，由全体选民投票确定国会席位归属。从选举席位来看，众议院共435席，议员任期两年，每两年全部改选一次；参议院共100席，由50个州平均分配，每州2席，议员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1/3。

本次中期选举可能是特朗普2.0时代的一次政治中考，关乎后续两年的执政空间和两党格局。2026年中期选举对于特朗普意义重大，一旦沦为“跛脚”政府，则他在后半段任期难以继续强推MAGA议程，甚至面临弹劾危机。考虑到特朗普受宪法限制无法寻求连任，此次中期选举若未能取胜、为共和党2028年大选积累优势，其对共和党的掌控力可能会下降，政策遗产（关税、移民改革等）或遭清算，个人相关争议事件或被追责。

中期选举也是美国2026年最重要的政治主线，特朗普内政与外交动作的背后大多有选举考量。今年年初以来，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与举措并非孤立事件，内政与外交服务于选举目标，也成为观察与预测其后续政策的重要窗口。从当前民调来看，参议院中，共和党占优（R:D:摇摆席=51:45:4）；众议院席位胶着，但民主党选情趋于上升（R:D:摇摆席=206:210:19）。

两党格局：共和党内部分歧加剧，民主党左翼浪潮兴起

Trump2.0时代，共和党内各派系表面达成同盟，但冲突和分歧在加剧。作为党内的“卡里斯马型领袖”，特朗普的凝聚力高度依赖个人权威与胜选预期，MAGA阵营本身缺乏清晰统一的意识形态内核，更类似于派别主张的综合体，阵营内部有各异的意识形态、政策倾向与专属选民基本盘。随着特朗普支持率下滑、权威削弱，其政策难以兼顾多方诉求，共和党内部在核心议题上的分歧愈发难以弥合，党内矛盾与政治不确定性上升。

目前，共和党内的矛盾已不局限于Trump1.0时期的“建制派VS MAGA”，而是演变为MAGA阵营内部的分裂。矛盾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孤立主义和干预主义之争，传统MAGA派支持“美国优先”，主张从全球事务中抽身，关注美国自身，反对对外干涉、反对美国被以色列裹挟进中东乱局之中，但不乏有党内鹰派大力支持出兵委内瑞拉和军事打击伊朗；二是硅谷右翼精英与传统MAGA阵营之间的矛盾，2024年，特朗普和万斯的总统选举大胜离不开硅谷右翼精英的鼎力相助，但最终还要依靠传统MAGA票仓的支持，这二者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如“精英VS底层”、“技术自由VS传统保守”、“支持高质量移民VS极端反移民”等。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曾试图在不同派系之间平衡和弥合，但随着爱泼斯坦案发酵，共和党内发生巨震，特朗普与曾经的知名MAGA“先锋”马乔里·泰勒·格林彻底决裂，标志着共和党核心MAGA圈层的破碎。

2024年总统选举大败后，民主党内外交困，左派新星涌现但缺乏主心骨。民主党在2024年大选失利后，外部受到共和党政治清算和民意滑坡的挑战；内部面临分裂，建制派与进步派、老与新、温和与激进的权力竞合和利益分配矛盾加剧。以2025年发生在明尼苏达州的ICE暴力执法事件为例，民主党本可以将此议题扩大化，但党内意见出现分歧：AOC等进步派强烈要求废除ICE，弹劾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但党内温和派担心激进的反ICE言论可能被误解为支持移民，或将造成中间选民的反感。民主党进退失据之际，特朗普通过一系列操作让该事件快速降温，民主党只能寻找新的议题进行反击。

在此背景下，大量年轻选民与少数族裔选民对民主党建制派失去信心，加速党内激进左翼转向更具组织力、阶级动员色彩的“民主社会主义”之路，以桑德斯、AOC 为代表的进步派声势持续扩大。2025 年11月，左翼候选人马姆达尼爆冷当选纽约市市长，凸显左翼在基层动员与竞选筹款上的强竞争力。但进步派候选人也无法得到传统民主党建制派选民的支持，党内新兴左翼与建制派的话语权博弈或影响中期选举表现。

参议院：民主党翻转难度大，但共和党领先席位或缩水

共和党在参议院的选情领先，非选+偏红选区已51席。2026年中期选举参议院应改选33席，由于万斯和鲁比奥进入内阁导致2席空缺，总计改选35席。在不参与选举的65席中，民主党占34席，共和党占31席；在改选的35席中，民主党在11个选区占优。而共和党在20个选举占优。因此基准情形下，共和党将至少取得51席（31席连任+20个选区占优），民主党至少取得45席（34席连任+11个选区占优）。

理论上，民主党存在获胜的可能路径，但较为狭窄。需要额外拿下至少6个选区，民主党才能成为参议院多数党。今年改选的共和党席位中绝大多数位于深红州，民主党缺乏进攻的目标，仅佐治亚州、密歇根州、缅因州、北卡罗来纳州四个选区两党选情均衡。这意味着民主党若想反转参议院，在守住所有防守席位的基础上，不仅需要拿下全部4个摇摆选区，还要另外翻转2个共和党领先的选区。

从现实看，聚焦到摇摆州和重点浅红州，翻转至少6州的难度较大。4个摇摆州竞争激烈，民主党的打法和募资占优。候选人方面，推出政绩卓越的建制派代表和擅长动员基层的进步派新星，知名度高、募资能力强、胜率高；议题层面，紧扣经济、医疗等民生核心，契合中间选民诉求，巩固民调优势；战略布局上，佐治亚州和北卡罗纳州被视为2028年总统选举的摇摆州，获得民主党部分总统候选人的提前介入与支持。4个重点浅红州难以撼动，基本为红州铁票仓。虽然4州当前选情差距小，但其选民的主要画像为农村白人、工业蓝领和福音派群体，基本盘稳固。

众议院：共和党的微弱多数难以为继，特朗普或动用行政命令干扰选举

统计规律来看，在野党往往在众议院中更占优势。受到分权制度的校正性效应，执政党基本都会受到“中选惩罚”。过去19次中期选举中，执政党有17次在众议院失去多数席位。仅有的两次例外主要受黑天鹅事件和异常高民意影响，难以复制：一次是2002年911事件激发国家团结氛围，显著抬升共和党的支持度；一次是1998年因共和党弹劾克林顿失败后激发民众反感，其支持率达73%的高点。

当前民调来看，民主党处于选情的上升期。根据本届众议院目前的实际席位来看，共和党仅以218席对214席领先，民主党只需净增少数几个席位即可翻盘。根据目前的民调选情来看，除去19席摇摆以外，共和党与民主党在众议院席位比为 206:210，2026年2月民调显示，民主党的国会选举支持率领先 4.8%，2024年以 2.6%落败，形成 7.4%的波动率。

两党之争关注焦点：选区重划与议员离职潮

本次特殊之处在于选区重划潮和议员离职潮，整体对共和党不利。

其一，选区重划成为争夺选票的政治工具，中期重划潮颇为激烈。各州需每十年根据人口变动重新划分国会选区，确保“等量代表”。但由于政治极化加强了两党基本盘的聚居，全美的“摇摆选区”降至约40席，促使两党掀起地图战争，通过复杂的选举边界划定，使更多选区成为本党的"安全席位"（Safe Seat）。2020年人口普查后，需重划选区的44个州已在2021-2022年完成新一轮重划。但为不在众议院选举失利，共和党率先发动中期重划，民主党还击，引发“选区地图大战”。

最可能的结果是相互抵消、影响有限，众议院归属仍取决于支持率、候选人质量等传统变量。总体看，在已公布新地图的6个州中共和党净得3席，但在尚未确定选区地图的州中，民主党可能净得2-3席。根据Erin Covey 2026年2月23日在The Cook Political Report发布的预测和分析，由于28%的席位交由独立委员会划定、大数据的应用使得双方画图能力趋于均等，加之针对选区操纵的司法诉讼形成常态化约束，两党难以因选区边界调整而净增相对席位。2018-2022年的三次选举数据均反映出选区操纵的影响趋于减弱。

其二，已有60名参众议员宣布不再竞选连任，包括51名众议院议员和9名参议员。这是本世纪以来参众两院退休人数最多的一次，众议院退休人数仅次于2018年。众议院方面，共有30名共和党人不再连任，多于民主党的21人。

历史经验表明，退休潮能反映党内对下一周期维持控制权的信心变化。以2018年选举周期为例，当时创纪录地有34名共和党众议员放弃连任，随后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损失40席并丧失众议院控制权。

其三，由于共和党在众议院岌岌可危，特朗普可能动用行政命令等手段干扰选举进程。特朗普一直主张存在“大规模非公民投票”的情况，并一直在对所谓的“2020年总统大选作弊”追责，近期特朗普再次威胁使用行政命令，强制选民在中期选举中提供身份证明。

2024年，特朗普在大选获胜之后，一直尝试通过行政与法律的双重压力介入：1）司法诉讼：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向多个州提起诉讼，要求获取选民登记的详细机密数据，以便清查，但已被各州联邦法官驳回；2）行政命令：2025年3月，特朗普签署“强制公民身份证明”的行政命令，要求必须提供公民身份证明才能投票，并要求所有选民在投票站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此举也在25年10月被联邦法官裁定为违宪；3）立法推进：26年2月12日，特朗普支持的《拯救美国法案》在众议院通过，但目前被参议院阻挠。

尽管行政、司法和立法的推进全面受阻，特朗普依然威胁会签署行政令介入中期选举的选民身份认证。如选举过程中两党冲突激化，不排除再次发生针对选举的FBI突击行动，例如今年年初在佐治亚州对当地选举办公室进行的搜查和选民信息核实。

基准选情来看，共和党目前众议院易失，参议院难撼。同时，目前距离11月为时尚早，共和党仍有可操作的策略，未来选情也可能有变数。

中期选举核心议题：“生活成本”仍是竞选主线

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的实质在于特朗普未能兑现竞选承诺，解决美国民众日常感受到的经济困境，即影响选情走向的关键在于“生活成本（Cost of Living）”/“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历史经验显示，2020年全球大流行之后的三次重要选举（2022年、2024年、2025年）表明，无论美国决策者是谁，选民根本不相信生活成本会下降，也就是说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政，都无法解决可负担性这一核心议题。尽管市场普遍预计未来12个月通胀率仅为3%（含关税影响），但民众仍持怀疑态度。

可负担性议题与美国K型分化

检视特朗普任期第一年，美国通胀水平小幅回落，AI资本开支之下，经济增长呈现K型分化。受益于特朗普实行“宽松政策促增长、行政干预压通胀”的政策组合，叠加关税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2025年美国CPI和核心CPI同比平均分别为2.6%和2.8%，较2024年同比下降0.3pct和0.6pct，但绝对水平仍高于2%。

一方面，《大而美法案》减税、施压美联储降息提振了增长预期，客观上对通胀形成支撑。另一方面，通过关税谈判和豁免、药价谈判、放松能源监管方式等压降关键消费品价格，以行政手段对冲通胀压力。2025年11月，特朗普通过行政令豁免牛肉、咖啡等进口食品的关税，用以缓解其全面关税政策引发的民生商品通胀。

但更重要的是，高物价、高利率、高税负带来“K型分化”，民众感知到的生活成本处于高位。

① 物价层面，价格增速得到控制，但价格水平持续抬升。食品杂货、住房和能源等关键民生领域的涨幅高于平均工资增速，侵蚀居民实际购买力，成为民众最关注和担忧的经济领域。2025年10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民调显示，65%、61%和45%的受访者非常担忧食品杂货价格、住房成本和汽油能源价格。

② 利息和税费层面，通胀降温，但按揭贷款等利率仍处6%的高位。房贷成本未被压降，叠加医保费用的税收抵免即将到期，进一步放大居民的生活成本压力。

③ K型经济加剧了生活成本的高企。2025年12月30日经济学人文章《The truth about affordability》的数据显示，当前美国住房可负担性降至最低水平，相对疫情前显著恶化，甚至不及美国次贷危机前，Affordability（生活成本相对于可支配收入的压力程度）危机叙事蔓延。

生活成本的政策与叙事之争

现实压力下，经济民生再次成为选民最主要的投票考量。复盘2024年大选，通胀治理是决定胜负的核心叙事。拜登政府未能有效遏制高通胀，经济叙事模糊、缺失具体方案，而特朗普务实承诺降能源、食品和消费品价格，以经济能手的形象和叙事成功赢下大选。

经济议题仍是当前选民最关注、最不满意特朗普政府的议题。2026年初特朗普支持率徘徊在42%左右，且下滑呈现结构性特征。从议题看，主要集中在通胀与生活成本、医疗保健等内政；从选民结构看，流失主要发生在少数族裔（拉丁裔和西班牙裔等）与独立选民，这部分选民身份政治属性弱、决策高度务实、注重民生导向。特朗普上一轮胜选正是依靠少数族裔的关键支持，根据2024年9月24日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93%投票给特朗普的拉丁裔选民将经济列为首要议题，其态度变化将直接影响2026年中期选举走向。

医保问题方面，共和党主张压缩甚至取消联邦保费补贴，但受制于民意约束及缺乏成熟替代方案，全面废除的概率较低。两党的核心分歧源自2014年施行的平价医疗法案（俗称奥巴马医改），该法案旨在提升医保可负担性并扩大覆盖面，但也带来保费上行与联邦财政支出增加的压力。后续可能采取渐进式取消的折中方案，众议院提出的两年延期方案，包括对高收入者设定补贴上限（逐步削减年收入20万至40万美元群体的补贴），或将成为最终妥协结果。

两党围绕生活成本的竞选策略分化，“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和“经济大势”（Economics）两条路线。民主党方面，在马姆达尼以“可负担性”为核心议题胜选纽约市长后，“可负担性”愈发成为主流竞选叙事。从抽象的分配正义转向K型结构下的收入分化、住房与医疗支出攀升以及中低收入群体的现金流压力，以降低生活和住宅成本的计划为主要竞选纲领，直接回应选民的经济焦虑，在后续地方选举中实现有效选票转化。

特朗普最初同样以可负担性为竞选抓手，以降低物价和“让美国再次负担得起”的承诺赢得总统选举。但在民生议题持续失分后，他抨击“可负担性”一词是“民主党的骗局”。特朗普转为聚焦经济大势，标榜美国总体经济表现优异，将高物价、高通胀转嫁为拜登政府的责任，继续承诺会降低生活成本。

中期选举之下的美国内政与外交

内政：如何跟踪特朗普的“价格政治”？

特朗普的“价格政治”分为六大维度：总体层面上，通胀仍需控制，利率和税费亟待压降，补贴将成强有力手段；关键领域上，重点针对食品杂货、住房和能源价格。但一系列行政干预或效果有限，最有效的仍是传统的货币降息和财政刺激手段。

通胀与利率：特朗普一方面施压美联储推行降息政策，提名主张前瞻式降息的沃什；另一方面提议对信用卡利率实施一年期10%上限（较当前20-30%的水平大幅下调），并推动YCC与定向量化宽松。

税费与补贴：财政端，通过《大而美法案》减税前置、减支后置，预计于春季开始退税；同时计划对收入低于 10 万美元的家庭发放 2000 美元/人的支票，设立新生儿“特朗普账户”（Trump Accounts）储蓄计划等提供补贴。关税端，以关税施压外国政府及药企，降低Ozempic（长效糖尿病药物）等药品价格。医保补贴端，抨击奥巴马医改为“医保公司暴利工具”，主张将政府医保补贴直接发放给民众，自主选择医保，包括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补贴、根据最惠国原则编制价格管制措施、价格透明化等。

食品领域：重点打击食品供应链中的价格垄断与反竞争行为，通过豁免咖啡、牛肉等进口食品关税缓解品类通胀压力，同时放松农业 “环保限制”，降低农机具成本以提振供给。

能源领域：宣布全国能源紧急状态以解除油气开采限制，新建 1600 座发电站并简化审批流程，同时利用委内瑞拉石油进口以增加供给，通过管控油价、电价实现能源成本压降。但电价由私营部门定价，且人工智能相关需求激增可能推高电价。

住房领域：禁止大型机构投资者继续购买更多独栋住宅，推出 2000 亿现金购买抵押债券、压低房贷利率的政策，计划允许 401K 资金用于购房首付、推进住房改革计划。但房价高位粘性强、供给刚性大的现状难以短期改变，短期成效预期有限。

外交：外交服务内政，资源与技术民族主义兴起

Trump2.0以来，美国外交由“价值观驱动”转向“美国利益优先”。与拜登时期强调联盟与规则不同，特朗普更强调成本收益与可交易性，外交成为直接服务国家利益与国内政治的工具。

伴随着资源与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特朗普积极推行“唐罗主义”。其一，地缘上重心内收，减少维护全球秩序的高投入，聚焦西半球和拉美“后院”。对于西半球，一方面，通过军事和经济措施强化支配和控制拉美地区，或对古巴、哥伦比亚等国的大选进行干预；另一方面，通过USMCA胁迫换取北美地区的交易利益，施压墨西哥加大禁毒力度、配合边境管控，以关税威胁、贸易谈判施压加拿大的经贸让步。对于欧洲，霸权勒索和经济竞争并存，施压传统盟友增加防务分摊费用，同时保留关税、产业政策空间。对于中东，降低战略倾斜度，但仍延续对伊朗的施压路径。对于东亚，维持对日韩盟友体系的管控延续，施压日本增加防卫费、强化军事力量，巩固美日同盟核心地位。对于俄乌，推动俄乌停火谈判，强调战事消耗不符合美国利益。

其二，将地缘与资源和供应链挂钩，围绕能源、关键矿产与北极通道布局，强化对战略资产的掌控，包括对马杜罗的抓捕、对格陵兰的声索等。这一新秩序的正面是美国主导的资源-技术联盟体系，核心支柱包括：“去中国化”的关键矿产供应链联盟；关键矿产储备“金库计划”；以油气资源为筹码影响欧洲盟友；掌控委内瑞拉石油产业；获取格陵兰采矿及化石燃料勘探权；主导半导体生产与AI的“硅秩序”等。新秩序的侧面则是美国对华采取的“以退为进”策略，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力保今年预计的至少两场中美元首会晤，稳定出口；另一方面腾挪时间空间来削弱中国影响力，利用中等强国降低对华依赖的共同诉求来组成美盟供应链。

其三，外交亦是服务内政的工具。结合今年的中期选举看，特朗普在内政问题上进展如有限，或将矛盾外拓至外交领域，通过不断宣布美国胜利的“赢学叙事”刺激MAGA基本盘选民。特朗普将MAGA选民关切直接嵌入外交议程，把移民、芬太尼与制造业流失等问题界定为国家安全议题，通过强化边境执法、向邻国施压以及推动供应链近岸化与产业回流，形成“安全—产业—选票”的政策联动。但这个策略对于务实的中间选民和拉丁裔效果较弱，且出兵委内瑞拉等事件的“宣传红利”很难持续到11月投票日，选票转化效应会逐渐衰弱。

对特朗普而言，今年中美关系有“非稳不可”的理由，短期内中美交互的框架是稳定的。中期选举之年，特朗普暂时没有挑起直接冲突的诱因：第一，贸易关系恶化对改善美国国内通胀不利；第二，内政优先导向下，特朗普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整体对华关系趋于务实。第三，特朗普或拟于3月31日至4月2日访华，今年中美共有潜在的四次元首外交机会，高频的元首见面对于管控分歧、扩大合作有帮助。

美最高法院裁决IEEPA关税违宪后，特朗普对华“关税牌”效用下降，中方在谈判中或处于有利位置。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避免直接冲突的同时，正逐步在侧围对华渐进施压。特朗普推动的“唐罗主义”在全球部分区域直接威胁到中方利益；美国和部分国家谋求组成半导体、稀土等行业的供应链，旨在降低对华依赖。在民调承压、经济改善不及预期的情形下，不排除特朗普通过对外强硬姿态实现议题转移。

后续需关注三个风险点：1）经贸领域，关税政策调整、关键矿产与稀土出口管制博弈、汇率议题和双向投资审查均可能成为摩擦触发点；2）产业与科技领域，需关注高端芯片（如H20相关型号）准入、生物医药、航空航天及关键供应链环节的限制与反制；3）地缘政治领域，需关注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和互动。

中期选举年的“攘外”与“安内”

内政层面，特朗普或通过宽松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支撑选情。货币政策方面，不同于鲍威尔，新任美联储主席提名人沃什更倾向于前瞻式判断，但考虑到其上任最早于6月的FOMC，叠加上半年的再通胀风险与基数扰动，美联储预计于下半年开启降息，政策传导效应或有限。

财政政策方面，《大而美法案》安排下，减税前置、减支后置，2026年财政减税预计 2-3 月落地；考虑到过早加码可能重新推升通胀预期，过晚发力则无助于11月中期选举，不排除在年中窗口期追加定向刺激。同时还要关注最高法IEEPA裁决对赤字的影响，据Tax Foundation测算，生效的10%的122关税在150天有效期内仅能弥补IEEPA同期限内52%的税收损失（15%税率下弥补70%损失），尽管贝森特称“谁也不应该预期2026年关税收入会下降”，但关税不确定性加剧，因此引发的赤字和美债问题不容小视。

贸易层面，特朗普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对全球商品加征15%临时关税，美关税政策后续不确定性在加大。一方面，上半年存在重启或扩大关税工具的可能，成为政治选举压力下的交易手段与动员工具；另一方面，在通胀与市场约束下，关税更可能呈现“阶段性加码—局部豁免—再谈判”的摆动路径。

外交层面，“唐罗主义”的战略推进会更为积极。若内政处理不利，特朗普可能将矛盾转移至外交层面，特朗普“日程表”上的伊朗、古巴和格陵兰岛问题均有可能成为冲突的导火索，地缘摩擦风险上升。

1） 美国对华重启出口管制：若美对华限制范围进一步扩大，或对科技与高端制造领域形成阶段性扰动，并加速全球产业链调整进程。

2） 关税加征超预期：若贸易摩擦再度升级，将直接抬升企业出口成本，并对全球贸易预期及市场风险偏好产生影响。

3） 美国国会或推动基建和经贸去中国化：美国可能通过产业补贴、本土化采购及供应链重构等方式弱化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从中长期影响全球产业分工格局。

4） 地缘冲突风险超预期：若地缘冲突升级，或通过能源价格、大宗商品及金融市场波动向全球经济与资本市场传导冲击。